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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政治文化（第5页）

民主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

从泰国当代极简史可以看出，我们可以批评泰国政治和社会中的种种问题，但是唯独不能批评泰国民众没有政治参与精神。2005—2015年这10年左右，泰国人民简直是无时无刻地在进行政治参与，黄衫军、红衫军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街头运动成为一个永不落幕的剧场。

既然泰国人的政治参与如此热情洋溢，而参与精神是民主文化的核心，那么，泰国的民主为什么会反复崩溃？问题出在哪儿？在我看来，问题恰恰出在泰国人太有政治参与精神了，让民主的街头逻辑碾压了民主的选票逻辑。没有边界感和节制感的政治参与，让泰国的民主每次都是刚刚被建立，就又被推翻。过度的政治热情、过高的政治要价、过于急迫的政治通牒以及“不达目的决不罢休”的战斗精神，每每让泰国的新生民主不堪重负，走向崩溃。

所以，真正支撑民主运转的，未必是无节制的参与精神，而更可能是一种有限度的参与意识。关于这一点，政治文化学者阿尔蒙德（Gabriel A. Almond）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说得很透彻了。他在《公民文化》这本书中，比较了五个国家的政治观念。虽然书中关于实证材料的部分已经过时了，但是他的基本结论，今天来看，却是历久弥新。什么是“民主文化”？我们通常认为，越热衷于政治参与的文化就越是民主文化，但这本书认为，实际上，真正的民主文化，恰恰是参与精神、服从意识以及政治冷淡这三种东西之间的混合体。换句话说，民主文化未必是一种纯粹的“参与文化”，而是一种“混合文化”。

为什么参与和服从、热情和冷淡之间的混合对于民主运转非常重要？因为参与精神助推民主所需要的政治动员，而服从意识则助推民主所需要的政治秩序。热情形成政治改革的动力，而一定的政治冷感则给过热的政治氛围降温。

其实，观察相对成熟的民主政治，我们会发现，在这些国家，其民众不但政治参与意识很强，他们的规则意识、政治边界意识也相对较强，而后面这两个元素常常被忽略。以英国而言，2016年的退欧公投，几乎是恰好一半人支持退欧，一半人反对退欧，双方可以说势均力敌、水火不容，但是，当公投结果出来后，哪怕退欧派的优势非常微弱（51.9%比48.1%），留欧派是否诉诸了无穷的政治运动去推翻这个结果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？并没有。哪怕后来一度有民调显示，一部分“退欧派”其实后悔了，导致双方比例有所反转，但是公投结果就是公投结果，不能随便取消和抵赖。

相比之下，我们发现，泰国人对政治参与极有热情，但是缺乏一种对规则的服从意识来平衡。在这一点上，黄衫军阵营尤其明显。民主选举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愿赌服输的事情，而黄衫军的表现却像个一输棋就掀翻棋盘的棋手。2006年，他们以他信家族企业变卖过程腐败为由，要求他下台，但是相关委员会的调查并没有找到交易过程中的硬伤。2008年，颂猜以合法程序上台，但黄衫军仅仅因为颂猜参加了厨艺秀，便坚持要他下台。在一次示威中，示威者冲进政府大楼，迫使政府转移到一个秘密空军基地办公。当颂猜按宪法规定，在入职15天内前往议会进行政策报告时，示威者又堵住议会入口，不让他完成其宪法职责。最后，黄衫军干脆堵高速公路、占领机场，导致无数人无法出行。2014年，黄衫军又因为争议性的经济政策要求英拉下台，英拉同意解散政府、提前大选，但是，因为黄衫军知道自己每选必输，所以他们最后的招数就是，不但自己罢选，而且到处组织纠察队堵住投票站，不让红衫军的人投票，导致宪法法院作废选举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看到，黄衫军不断将自身的派系诉求放到既定的规则之上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。最后，只有政变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目标，于是，他们几乎是邀请了政变。我们知道，独裁者常常因为“一己之私”而破坏民主，其实，社会力量也可能因为“一群之私”而摧毁民主。

过度的政治热情使得泰国的政治制度化变得极其困难。黄衫军与红衫军对峙的那些年，泰国民众简直可以说陷入了政治高烧状态。年轻人去占领机场、堵高速公路也就罢了，连农村老太太都成群结伙地赶到首都，声援抗议队伍。有个细节就体现了这种政治激情的程度：在一场红衫军的抗议中，组织者决定把抗议者的鲜血洒到政府门口，以示他们视死如归的心情。结果数千人排队去献血，尽管只是一人一小管血，但最后足足收集了1000升血，全都哗哗地倒在了政府门口。

这种政治激情对于民主稳固可以是致命的。民主政治要走向稳固，一个关键的节点，就是转型过程中“广场政治”慢慢过渡为“常态政治”。所谓“广场政治”，就是万民上街，为制度的那关键一跃提供助推力，它的力量来自激情；而“常态政治”则意味着，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，公众从街头逐渐隐退，将政治驾驶的钥匙交给其政治代表，它的力量来自协商。这种移交不仅仅是因为公共政策有一定的专业性，往往需要颇为专业的讨论协商，也因为很多时候，退出广场，必要的政治妥协才可能达成。

固然，即使在常态政治中，街头政治也有其功能，但是，街头政治本身的常态化和无限化，使得维系民主稳固的政治妥协极难达成。为什么？因为谁也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示弱对不对？几千个人的血洒政府门前了，还怎么妥协？任何妥协都会被视为背叛，越极端越被视为英雄主义。于是，运动只能进不能退，泰国的政治温度越升越高，最后，军队的出动成为局势唯一的冷却剂。

所以，什么是民主文化？它既是一种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参与精神，也是一种对规则的服从精神，还是一种“允许专业之人办专业之事”的政治节制感。激情燃烧，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可能助推制度的跃迁，但是在民主的基本框架已经落地之后，激情过度燃烧则可能把这个框架本身也烧掉。泰国的民主，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地被过度的政治热情给烧毁的。

其实，过度的政治动员和参与热情导致民主崩溃，不仅仅发生在泰国。民主的街头逻辑倾覆民主的选票逻辑，是新生民主崩溃的一种常见模式。回顾近现代世界的第一场真正的民主革命——法国大革命，能看到其民主走向崩溃也是沿着相似路径。在1792年选举出来的国民公会中，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大体势均力敌。派系斗争虽然激烈，但并不注定民主崩溃——英国革命中的托利党和辉格党，美国革命中的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，都是一边斗争一边维系了民主稳固。但是在法国革命中，这一派系斗争却导致了革命的“脱轨”。何以如此？很大程度上，就是无套裤汉们无度的街头运动颠覆了民主的制度化运行。1793年6月，无套裤汉们在雅各宾派的煽动下包围国民公会，要求逮捕所有的吉伦特派，在这个关键节点之后，法国革命无可挽回地滑向了恐怖统治。

在当代，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。我们之前谈到过的埃及，情形类似——政治世俗派拒绝等待下一次的选举机会，拒绝穆尔西的妥协方案，以数百万人的超级动员推翻了穆尔西政府，但同时也推翻了埃及的新生民主。很多国家的历史上，或多或少都有过类似的情节，西班牙第二共和国、韩国第二共和国、当代乌克兰与玻利维亚等，都有过类似的经历。

我们常常说，某某革命失败，是因为革命不彻底，其实，很多革命的失败，恰恰是因为它太追求彻底。仔细想想，这也并不奇怪。物极必反是个朴素的道理，却包含无穷的智慧。资本主义需要从“丛林资本主义”中拯救自身，宗教信仰需要从“原教旨主义”中拯救自身，爱国主义需要从“沙文主义”中拯救自身，民主，也同样需要从过度的政治激情中拯救自身。只可惜，无数道理，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代人，往往都需要亲自撞得头破血流才能真正领悟。有时候，甚至撞得头破血流也难以领悟。或许是因为，很多时候，耐心比勇气更难达至，节制比热情更需要技艺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民主是对公民美德的嘉奖，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挽留它的途径。

23. 恶真的平庸吗？暴民考古学

为什么人会作恶？这恐怕是思想史上最引人注目、最经久不息的问题之一。无数学术问题最后往往演变为学者们内部的文字游戏，但是，“为什么人会作恶”，确切地说，“为什么人会在特定情境下变得邪恶”这个问题，却翻越了学术的高墙，成为令几乎所有人着迷的大众话题。

人们试图理解：为什么会发生卢旺达大屠杀、达尔富尔大屠杀、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惨剧？为什么会有火刑或者凌迟，而所谓“群众”会去津津有味地围观这些酷刑？为什么战争过后，胜利方会活埋几十万的俘虏？为什么会有奴隶制？为什么ISIS会把砍头拍成录像，再放到网上去传播？等等。我们之所以着迷这些话题，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话题本身的重量，而且是因为我们知道，这样的邪恶不是一两个独裁者所能做到的，往往需要密密麻麻的普通人去参与。令人惊悚的是，在另一个时空里，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可能是我们的邻居、我们的亲友，甚至，可能是我们自己。

“平庸之恶”

在所有关于人类邪恶的历史事件中，最受研究者关注的，恐怕是德国纳粹对600万犹太人的屠杀。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本身的恐怖程度，而且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启蒙运动发生了两百年之后，发生在诞生了康德、黑格尔、贝多芬等伟大人物的德国。我们无法理解，为什么在现代文明的腹地，人会突然变成野兽？某种意义上，过去70多年，人类从未真正从对这一邪恶的震惊中恢复过来。